逃离欧洲:英国脱欧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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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英国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参与是对自身地缘传统的背叛,而脱离欧盟只是历史惯性的正常回归。这一观点认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从英格兰到联合王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始终对欧洲局势高度警惕。每当欧洲大陆将要孕育出一个洲级政治实体时,英国一定会动用一切军事与外交资源加以抵制,无论这一潜在实体的性质是否邪恶。作为结果,欧洲最终没有走上亚洲或北美的道路,成为“文明世界”中少数自中世纪以来从未形成稳定单一霸权的地区,在20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失去了规模优势。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倡议虽然在表面上以弥补这一历史性“缺失”为主旨,但在这一流行的观点看来,欧洲联合只是法德霸权竞争的重演,只不过这一次擂台上的玩家们戴起了白手套。英国只会在场边假装饶有兴致地观看片刻,然后拂袖离去。

从地理上看,英国的国家安全似乎地天然以拒斥欧洲的影响为前提。《是,大臣》中由奈杰尔·霍桑扮演的高级公务员汉弗莱曾调侃“英国的外交政策五百年来没有变过,那就是离间欧洲”,这句戏言至少在“五百年”这一时间尺度的选择上绝非无稽。15世纪百年战争结束后,英格兰王国基本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封建领地。除英吉利海峡南岸港口加来及其周边沼泽地区外,英格兰王国以东面的北海、西面的爱尔兰海、南面的英吉利海峡和北面(经与苏格兰王国的外交条约确定)的切维厄特丘陵与特威德河为界,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大体确立了领土范围的国家,也是当时欧洲最接近实现主权与族群一元化的国家。一百多年后的伊丽莎白时代,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借冈特的约翰之口感叹“被怒涛所包围的英格兰,你峻峭的海岸击退了海神的进攻”,一个在基督教世界西陲独善其身的岛国的形象此时已深入人心。在之后的四百年里,英格兰(以及不列颠)与欧洲大陆隔海为敌的戏剧不断上演,只不过主角从都铎对哈布斯堡、新教对天主教变成了立宪君主制对共和制、海洋霸权对陆地霸权,抑或自由主义对不同路径的反自由主义。

在《千年英欧史:英国与欧洲,1000年的冲突与合作》中,布伦丹·西姆斯丝毫没有否认英国的国家安全对于英欧关系史的决定性意义。事实上,在这部自称的“辉格党”式著作里,西姆斯对英格兰(英国)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特殊性与主体性的主张时而近乎狂热。他的目的本就不是综合地讲述英欧之间自公元1000年以来的往来(本书三百余页的篇幅显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是以这段广为人知、却很少得到系统性理解的历史为根据,抛出一个与现实密切相关,却与上述英欧二元论调相悖的观点。

西姆斯指出,英国的欧洲政策诚然取决于英国的国家安全,但英国的国家安全从来不是追求逃避欧洲、拒绝欧洲,而是积极地介入欧洲、管理欧洲。西姆斯进而提出,为了保障未来的国家安全,21世纪的英国应尽可能支持西部欧洲的完全统一。从这一点上看,《千年英欧史》的英文原书名(即中文版副书名)“英国的欧洲:一千年的冲突与合作”更能体现作西姆斯的写作意图。西姆斯在本书中要做的不是阐述作为历史的历史,而是以历史学者的身份,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夕发表一份英欧关系白皮书。

如前所述,在与15世纪之前,英格兰不仅在欧洲大陆上拥有广泛的领土利益关切,其本土地带也时常被来自欧洲大陆不同方向的力量渗透。今天英语国家白人族群的代名词——“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从5世纪开始越过北海登陆英格兰东南部的日耳曼部落民,在11世纪来自法国北部的诺曼军事贵族入侵前,这一族群的居住区时常遭受来自北海东岸的维京人设置的离岸据点的袭扰。这段族群层累的历史时常被用作解构英格兰或不列颠政治认同的依据,但西姆斯指出,与侵略者共生的现实不是稀释、而是强化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治组织性与独立性,形成了在文化上高度同质、在制度上高度统一的英格兰国家,也催生了最早的议会政治传统。

认为中世纪英格兰国家高度集权的观点本身并不新鲜,但西姆斯认为这不是外来征服者为维护在欧洲的封建利益而强加于英格兰的结果,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外部威胁的自发回应。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卫手段有时表现为增强动员效率的官僚体系,有时表现为以向丹麦人赎买领土为目的的税捐,但在西姆斯的描述里,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这套国家体制几已成为未来那个代议制军事-财政国家的先声。

依靠这一相对强健的国家机器,来自诺曼底与安茹的中世纪英格兰统治者得以在欧洲大陆西部维持了长达两三个世纪的存在,也将英格兰深度卷入了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政治。英格兰参与欧洲的原因是现实的,更是迫切的:在地理上,中世纪的英格兰王国没有常备海军,不可能像后世的“蓝水”学派所期待的那样以英吉利海峡为天然壁垒。为防范法国的海上入侵,英格兰人只能把海峡对岸最重要的一处宗主权未定领地——佛兰德斯当作自己的战略边疆。与此同时,试图制衡法国王权的英格兰贵族充分利用了中世纪欧洲外交体系的两个权威来源——罗马教宗和神圣罗马皇帝,将自己塑造为基督教世界中不可小觑的一环。英格兰的一些君主和大贵族曾跻身十字军运动最显赫的参与者之列,这在一方面体现了当事人的私人信仰,在另一方面也在基督教世界显彰了英格兰的建设性与存在感。

百年战争结束后,英格兰对于欧洲大陆的战略焦虑没有减弱,而是增强了。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都试图恢复金雀花时代的格局,扩张在法国的离岸领地,早年的亨利八世更是将中世纪英格兰的外交战略发挥到极致,一方面联合神圣罗马帝国的卡尔五世进攻正在染指意大利的法国,一方面亲自撰文攻击马丁路德,尽最大可能拉拢教廷,甚至曾试图让自己的重臣沃尔西成为罗马教宗。然而,亨利八世在法国的军事冒险以失败收场,因君主制内在的“生殖焦虑”而起的凯瑟琳问题也令英格兰与教廷和皇帝的关系严重恶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宗教改革在欧洲西北部展开,中世纪欧洲的外交体系在亨利八世晚年已走向终结,绝对主义国家对信仰主权和政治霸权的争夺开始成为欧洲的主旋律。

在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勃艮第对佛兰德斯的领主权,又掌握了天主教世界的宗教权威,形成了查理曼以来欧洲第一个明确具备霸权潜质的世俗政治权力;进入17世纪,继而崛起的波旁法国不但在陆地上对英格兰对岸的低地国家直接表露野心,还在“光荣革命”后积极支持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反奥兰治势力。近代早期的霸权威胁同时刺激了英格兰人对天主教和对欧洲霸权崛起的恐惧,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那种通过外部威胁达成共识的理想状态因此在西姆斯的叙述中再次登场。

西姆斯认为,持续的战略焦虑使英格兰选民高度关注国家安全问题,这既维持了议会政治与国防财政建设的良性互动,也支撑了庞大而高效的债券市场。久而久之,英格兰逐渐奠定了相对于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特殊性,也为联合王国的成立打下基础。1707年,同为新教国家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为对抗天主教波旁王朝走到了一起;因为有强有力的议会(以及与此配套的有限政府)和发达的债券财政体系,英格兰得以帮助苏格兰消化因巴拿马殖民失败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并以议会的同意为基础实现对等的政治联合。当18世纪末的北美革命者从欧洲寻找建国立宪的灵感时,他们不假思索地抛弃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模式,选择成为一个年轻的英格兰-苏格兰联合王国。

西姆斯的上述推论显然遗漏了很多相关国家近代史研究中的要点。西姆斯认为英格兰的议会和财政体系有效地容纳了自己的历史宿敌——苏格兰,但这低估了苏格兰在联合王国新体制下的排异反应。更耐人寻味的是,出身都柏林的西姆斯在《千年英欧史》中鲜少提到爱尔兰与联合王国的关系。一战后爱尔兰自由邦的诞生和北爱尔兰问题的阵痛在书中只被描述为英国帝国政策与欧洲政策的一环,而非联合王国模式内在裂隙的表征。

不过,鉴于西姆斯从一开始就以英格兰为主视角,这些遗漏尚不至于动摇他历史叙事的自洽性。到18世纪末,近代英格兰及其所建立的联合王国确实在代议政治、有限政府和财政国家等方面有别于同时代欧洲大陆的其他政治实体。随着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帝国兴起,英国和欧洲的制度差异终于演变为激烈的二元冲突。此时的欧洲真的孕育出了一个与英国路线迥异的洲级霸权,它既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拥有一种无视地理疆界的意识形态,成为英国“自由”——这个名词在西姆斯笔下几乎总是可以与“国家安全”互相替换——的终极威胁。

那么,英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在这里,西姆斯特别强调了艾德蒙·柏克的答案。柏克在今天时常被视为英美例外主义的鼻祖,但他从未在国际问题上忽略英国的欧洲属性。柏克主张扩大而非收缩英国国家安全的边界,认为英国必须像两个世纪前保障低地新教国家免受波旁法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威胁的“自由”一样,在拿破仑面前保障整个德意志地区的“自由”。这意味着英国必须成为欧洲均势的制定与维持者,致力于维护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得以确立的欧洲国家间外交,积极地挫败其挑战者,最终恢复其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柏克的精神一直回荡到了20世纪。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就曾在1934年称“我们的边界不在多佛白崖,而在莱茵河”,他和柏克的区别似乎只在于一个提防莱茵河东岸,一个提防莱茵河西岸。

随着德意志在19世纪后半叶统一,柏克的规划被彻底打破了。普鲁士在取消了德意志各邦的“自由”之后又击败了有利于为英国保障欧洲“自由”的法国,甚至试图直接向英国发起挑战,寻求属于德意志自己的“世界政治”。因此而起的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彻底摧毁并分裂了欧洲大陆,也让恢复欧洲均势失去意义。英国的安全和欧洲西部的整体安全捆绑在了一起,英格兰的外围防线终于从斯海尔德河、莱茵河向东推进到易北河。在西姆斯看来,在安全战略上的共识虽然不是让英国在1970年代加入欧共体的直接原因,却是维持英欧合作的最根本力量。他认为,随着英欧经济一体化不断迈进,双方历史体验的差异一定会引发分歧: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被敌国占领,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更珍视自己的货币与司法主权,如果欧元区和欧盟继续推进一体化,英国选择退出也毫不意外。但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英欧合作在后冷战时代体现出了比经济领域更旺盛的生命力。在这里,西姆斯高度评价了托尼·布莱尔在科索沃和伊拉克问题上的积极干预姿态,认为他的表现令英国在西方世界久违地展示出领导力,也为英欧关系的未来提供了典范。

本书执笔时,欧洲正被债务、防务和边境的三重危机所困扰。它在经济上分裂成彼此矛盾的南方和北方,在军事上又分裂成诉求互不相通的东方和西方;更糟糕的是,中东难民及移民的涌入不但破坏了南欧本就脆弱的陆海边界,还在欧洲的几乎每一个国家内部造成了痛苦的分裂,也对英国造成了不必要的威胁。在《千年英欧史》的最后,西姆斯对英欧关系的长时段梳理汇总为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诊断,这一诊断是以对渐进主义观点的强烈批评为发端的:他呼吁欧洲各国必须先建立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才能意识到共同的问题。这要求欧洲成为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合众国”,它应严格以欧元区为界,拥有一个直选总统,一个分别给选民和成员国以平等代表权的两院制议会,一个统一的欧元债券和一支共同武装力量。它甚至应以英语为官方语言。

西姆斯的提议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他认为,不愿放弃英镑和立法主权的英国可以与新欧洲结成邦联,用在东欧边境的大规模驻军换取经贸优惠待遇。但如果一个强大的新欧洲能减轻英国的安全压力,英国为何要为经济利益在广阔的东欧扩大军事存在,为更“高效”地利用自身的军事潜力,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战争国家”?此外,西姆斯也没有回答英国和欧洲要如何应对不能以地理疆域处理的安全问题(网络安全、公共卫生),更没有解释正在走向分裂边缘的联合王国模式该如何说服对民族间政治有更痛彻体会的欧洲人。甚至在他最为强调的“英国作为军事大国”的论点上,《千年英欧史》的论证也颇显不足。不过,西姆斯的畅想本就完全建立在“欧元区已结成联邦”的假设上,现实条件因此并不能对其构成绝对约束。西姆斯的核心观点极为垂直:将现代主权国家凝聚为一个政治联邦的试验需要的不是漫长的“过程”,而是一场像1707年英苏联合或1787~1788年美国立宪一样的决定性“事件”,当事人要像俾斯麦一样抓住历史的裙摆,但也得戴上辉格党人的假发。至少在论证这一主张的范畴之内,西姆斯对英欧关系史的还原主义解释简练而有效;而在2016年的脱欧问题上,西姆斯的分析也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仍保持着高度的客观性与时效性。仅凭这一点,在中文世界迟到了五年的《千年英欧史》仍可谓英欧关系领域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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